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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乾体制大多承接于大顺，又掺杂于大明，使之既有汉人的风俗，亦有异族的风情，两者完美地揉杂在一起，这也导致大乾朝与以往汉人江山不同。
其中最为不同之处便是大乾朝重商。
一般来说，汉人朝廷讲究“士农工商”，商人低贱，无地位可言，与奴仆、娼优、乞丐同属一列，便是衣着方面都有极大的限制。
可大乾朝不同，商人的地位私底下已堪比与“士”，位列一等。
有此改变，盖因大乾太宗皇帝起事之初，商贾之流供应钱粮无数，为大乾太宗皇帝解决钱粮之忧。
开国之初，太宗皇帝曾在皇宫举行御宴，宴请供应钱粮的商贾，赐上方服馔，对商人而言，这简直是千古未见之荣耀。
不仅如此，许是太宗皇帝与商贾之流接触颇多，对于商人唯利是图另有看法，认为“通财货之血脉者，唯有商贾”，只有“通商”才能“裕国”，发诏书，禁止王公贵族、文武大臣的亲属子弟插手经商“与民争利”，维护商贾利益，甚至于多次在圣旨中提倡“恤商”的口号，
上行下效，延续至今，商贾之辈在大乾朝地位大幅提高，深受皇帝关注与重视，成为人上人，甚至出现了“地方官更羡商人之利，惟商之命是从”的荒唐现象。
正因商人地位暴增，大名鼎鼎的薛家才弃士从商，并以商贾之流，名列金陵四大家族之一，风光无俩。
而此方世界的历史大径相同，出现努尔哈赤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
据贾蕴所知，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起兵，于崇明七年统一女真部落，满族八旗子弟，拥兵十万，袭扰边关，欲劫掠中原，可大乾朝不是千疮百孔的大明，能让努尔哈赤肆意劫掠，发展壮大，边关数十万儿郎，皆是精兵，陈兵以待，若不是鞑虏皆是骑兵，来去如风，鞑虏之辈，焉敢放肆。
至于前世所说“建奴骑兵不过万，过万不可敌”，无稽之谈，贾蕴身处边关，大乾朝骑兵亦不弱，数次与鞑虏交战，鞑虏弓马娴熟，确为劲敌，以二对一，方平分秋色，以三对一，尚可占据优势，可幸的事，汉人将士远超鞑虏，自然能压制鞑虏。
回归正题，贾蕴听见崇明帝赞誉，忙回道：“陛下过誉，戍守边关，实属末将职责，鞑虏若敢再犯，定让他们有去无回。”
“倒是忠于王事。”崇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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